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

【摘要】壮族节日来源于古代农业社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壮族传统节日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并兼有文化认同与整合、休闲娱乐、交际游乐、文化承载、文化传承、文化教育、道德教化、经济贸易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节日的宗教意味、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休闲娱乐、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节日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节日是人类调节自身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壮族传统节日来源于农耕社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节日是文化认同的主要象征,是其他民族认识该民族的主要符号。传统社会中,壮族节日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并兼有文化认同与整合、休闲娱乐、交际游乐、文化承载、文化传承、文化教育、道德教化、经济贸易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壮族节日的宗教意味、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休闲娱乐、经济贸易等功能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节日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英国著名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从功能论观点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都是有功能的。文化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强调文化最终应满足个体的需要。文化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每一个因素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在维持社会秩序及平衡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卡尔迪纳、普里勃在《他们研究了人》一书中清楚地表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文化功能主义的看法定下了这样一些原则:在每种文明中,一切习惯、物质对象、思维和信仰,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有着某些任务要完成,代表着构成运转着的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1]249-250功能主义学派认为,文化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各种文化元素对社会整体所承担的功能。

壮族传统节日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节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绵延发展,传承至今,成为一项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节日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曾对民俗作过这样的表述:‘民俗是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形成的以一定的心理结构为依据,具有趋同性(自发规范作用)和传承性的行为模式’,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既是共同心理的文化表现,倒过来又不断地加强与稳定这种共同的心理,从而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2]社会整合是社会学的一个术语,指社会将无数单个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调整种种矛盾、冲突和对立,并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维护统一的局面。[3]54传统节日承载和展示了民族的传统文化,浓缩了民族的文化特色,集中表达了民族情感。因此,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客观上也为民族文化的积淀、传承和弘扬,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形成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壮族传统节日中的祭祖、对歌、敬蛙、祭稻神、敬牛等节日活动,既反映了崇拜祖先、以歌代言和以稻作农耕为生计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增强了社会成员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社会成员通过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参与节日活动,如春节祭天地祭祖先、打铜鼓比赛,蚂节祭蚂葬蚂,侬垌节弹天琴祭天神,社节祭土地神,花婆节祭花婆、对歌、抛绣球,布洛陀节祭布洛陀、对歌,三月三搭歌棚对歌、碰红蛋,清明节祭祖扫墓,七月十四祭祖,八月十五拜囊海祭月亮神,霜降节祭拜娅莫、敬牛、敬祖先,壮年祭祖祭社等等,其血缘性、地缘性、族群性群体意识得到不断强化。

一些大型的传统节日,由于具有鲜明的地域和类型特征,成为维系地域民众心理情感的纽带和载体,显示了民族的整体精神和群体力量,促使地域内广大民众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社会整体中,共享节日氛围,共叙历史记忆,共表美好愿望,客观上发挥着社会整合的功能。在广西田阳县举办的布洛陀节,参加者不仅有来自田阳县及周边县市的壮族民众,还吸引了广西区内和我国云南、贵州、海南等省的壮族、布依族、水族、黎族、侗族、傣族、仫佬族、毛南族等壮侗语系诸民族,以及印度、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与壮族有文化渊源关系的一些民族群众前来参加祭祀活动。每年参加祭祀祖公活动的有数万人,最多时达十余万人,场面盛大。人们带着丰富的祭品,穿着祭祀服装,唱着祭歌,虔诚朝拜布洛陀祖公,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幸福,五谷丰登。节日中体现了族群文化的认同感,减少了各民族间的交流隔阂,有利于区域内民族间的团结及和谐相处。

三月三歌节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壮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改革开放后获得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从1980年起,武鸣县在政府支持下开始举办壮族三月三歌节,至今已有38年。2014年、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将壮族三月三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三月三歌节不仅仅只是壮族人的节日,也成了壮族聚居区各族人民的共同节日,我们在国家意志与民族认同之间寻求到了一个合理的整合方式。三月三歌节也成为壮族民族身份认同及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并将深刻地影响着壮民族的集体记忆。

布洛陀节、三月三歌节等壮族传统节日不仅是壮族文化认同的符号,更成为地域认同的符号。作为维护壮族文化边界的象征符号,壮族传统节日以自身开放的展现方式和强有力的吸纳与整合能力,吸引了区域内不同民族参与进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当代文化多元和谐发展的语境下,狭隘的单一民族认同悄然消弭,有力地促进了和谐地域文化的养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事实表明,民族国家的认同,单纯依靠国家的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在很多情况下,充分动员民族文化的资源,更具有实实在在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壮族传统节日是农耕社会的伴生物,集中反映民众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生活节律,可有效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壮族地区气候炎热,人们在高温环境下终年劳作,难得歇息,节日便是放松精神、恢复体力的好时机。人们在节日里备办酒肉及各式特色美食,聚在一起举行祭祀、歌舞等各种活动,在祭祀神灵的同时改善生活,放松身心。如各地春节期间的舞狮子、舞鸡、打春堂、耍龙灯、打铜鼓、舞春牛、山歌比赛等各种各样的文体娱乐活动;各地三月三歌节的对唱山歌、抛绣球、碰蛋、打扁担、抢花炮、演壮剧、唱师公戏或唱采茶等活动,现代歌圩还增加了文娱体育比赛等活动,歌节期间的祭祖扫墓,实际上也成了亲友们一年一度的聚会和春游活动;云南文山州陇端节的唱山歌、跳舞、演戏、青年男女对歌择偶活动;防城港阿宝节的对歌、跳舞、赛陀螺,青年男女弹“啶叮”(三弦琴)对歌择偶;隆安那桐的农具节除了农具交易外,还举行祭祀、游花炮、唱戏、对唱山歌、抢花炮的活动,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使人们在紧张繁忙的农事劳作之余舒解了身心,调节了紧张的生活节奏。

与此同时,节日也增进了人们的交往交流,具有交际功能。节日期间,人们会携带礼品走亲访友,青年男女更是趁着节日交游、对歌择偶。春节、三月三、清明节等大节,外出工作的人们都要回来祭祀祖宗、探望家人及亲友;七月十四女儿女婿要给娘家送礼物,娘家也会回赠礼物。节日在无形中增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强化了壮族人的辈分观念和长幼观念。通过节日的交往交流,促进了家庭内部和社会内部的和谐与团结。传统节日重人伦、重亲情、重礼仪、重和谐的特点,体现着壮族优良的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壮族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情感纽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官方的支持和参与促使节日的交流交往功能进一步拓展,一些重大节日由民间节日上升为区域内各民族共同的节日,逐渐发展成为各民族交流交往的平台和载体,其中以三月三歌节最为典型。2014年,“壮族三月三”首次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全体公民的法定节日,放假2天;2015年3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将每年的“壮族三月三”作为法定假日之一,全自治州的公民放假3天。“壮族三月三”被设立为壮族自治区域内各民族共同的法定节日,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载体和平台,壮族和其他民族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物质层面的交换与交流,精神层面的沟通、了解与协调,通过相互学习、相互认同,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促进各民族交往更加频繁,交流更加深入,增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最终达成各民族团结、不断交融、和谐共处、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目标。在民族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现代语境下,区域内的各个民族,不论壮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共同加入到节日的各项活动中,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欢乐。壮族传统节日正由民族节日上升为多民族共享的地域性节日。

壮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载体和复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壮族的历史、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价值观念等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量的文化信息。通过节日文化,可以观察、透视壮族的观念意识、风俗习惯、日常行为模式和社会发展水平。

首先,壮族传统节日承载了大量的口传文化。壮族民间传统节日大多有相关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节日活动在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同时,也在口传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口传文化主要依靠一代又一代的口耳相传得以留存和传承,传统节日成为这些口传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平台。如关于东林与青蛙女神、刘三姐、布洛陀创世、药王、莫一大王等口头传说,就是通过蚂节、三月三歌节、布洛陀节、药王节、莫一大王节等节日,在老人、青壮年和孩童之间口口相传,使其得以传承至今。

其次,壮族传统节日承载了诸多祭祀仪式、民俗庆典、节日礼仪等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春节祭祖祭神祈福,蚂节请蚂、唱蚂、孝蚂、葬蚂,三月三、清明扫墓,布洛陀节祭祀始祖大典,四月八祭牛魂、祭娅拜、赶鬼祭田、祭农具、求雨,端午节祭药王,六月初二祭祀莫一大王,七月十四祭祖,中秋拜囊海等等活动的仪规、仪式、祭典以及节日中的各种礼仪,正是通过民间传统节日保存了下来。

第三,壮族传统节日承载了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诸多非物质文化。壮族相信万物有灵,人们崇拜祖先、崇拜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也崇拜自然界的高山巨石、异草古树……节日为人们提供了表达信仰的机会,祭祀便必不可少。壮族民间传统节日中,几乎包含了完整的信仰体系和情感系统,从祖宗先贤、民族英雄,到天地神灵、世间万物,从亲情、乡情,到民族情,无不囊括其中。同时,传统节日中的祭祖、祈福、求雨、葬蛙、赎牛魂等活动,承载着慎终追远、不忘祖德、孝亲为德、善恶分明的道德观念,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祥和欢乐的社会理想,和求子求福、趋利避害的价值取向。

节日也是壮族种类繁多的民族艺术事象集中展演的舞台。节日里,人们盛装丰宴、唱歌跳舞,各类艺术活动粉墨登场、交替呈现。节日成为壮族服饰、民歌、音乐、舞蹈、戏剧、手工艺、民间美术的重要展演场所,也成为反映壮族独特的审美趣味的场所。这些民族艺术事象,一方面在节日中得以集中展示,另一方面,各种具体的艺术事象也因节日而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

第四,壮族传统节日承载了诸多物质文化和知识、技艺。壮族的一些传统器具,在节日周而复始的使用中保存了下来。以铜鼓为例,壮族先民越人使用铜鼓迄今已有2700多年历史。壮族素来有在节日庆典和喜丧祭祀等日子击打铜鼓来表示庆贺或悼念之情的习俗,这一风俗一直沿袭至今,尤其是红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都要打铜鼓,以示喜庆吉祥。笔者在东兰县长江乡调研期间正值壮族三月三歌节,节日当天晚餐过后,各村击打铜鼓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深夜。近百年来虽然铜鼓历尽风雨沧桑,已经大量损毁和流失,但并没有从壮族人的意识和生活中消失。2002年,壮族人韦启初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重新掌握了失传近两百年的铜鼓铸造技术,使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百越民族民间传统铜鼓铸造工艺得到恢复和延续。铜鼓至今成为一种活着的文化遗存,成为壮族现存文化传统的活见证,这与壮族人的铜鼓情结有关,也是铜鼓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节日活动中持续不断使用的结果。一些民间技艺,也都通过民间节日保存了下来。通过制作节日用品如传统服饰、绣球、壮锦、蚂节面具、纸马纸人纸狗、春牛等,传统的缝纫、纺织、刺绣、木刻、剪纸、彩绘、编扎等等技艺传承了下来;在为节日包母粽、做年糕、蒸五色糯米饭、做粉蒸肉、做龙棒、舂糍粑、酿甜酒、制水酒、做米花糖的过程中,壮族民间饮食文化得以传承;五月五防虫驱毒、采药等节日活动,增强了人们对昆虫、草药及自身保健的认识,传统中医药及保健知识得以传承。

通过数量众多的节日,“各种观念、习俗等被反复强调、强化,从而对壮族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在节日祭典中,借助于天地、祖先及其他神灵的谕示,父老、师公、道公可以议论时事、安排农事、处理各种问题,并对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宗教信条、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加以强调、宣扬,使各种观念意识和社会习俗通过节日活动而规范化,从而使人们形成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4]。

在当代,伴随着民间节庆的持续举办,壮族地区一些原先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重新得到恢复,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因市场的需求重新得到制作和发展,一些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因为有了展示的空间和机会重新受到重视和发掘,一些传统的民间服饰、饮食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丰富了壮族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人们对自己的传统民间文化增添新的自豪感,增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地方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壮族传统社会,节日是社会成员获得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场域。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就是他的不可能。”[5]2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壮族传统社会,节日是普及生产生活知识以及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平台。壮族的许多节日活动,都贯穿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维护民族社区及家庭和谐团结这一主题,节日活动同时也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如敬奉祖先历来是壮族人严肃而认真的重要事情,无论大小节日,祭祖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活动,每家每户都把已经过世的历代亲人当作神来敬奉,这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优良传统,通过参与节日祭祖活动,使壮族人不忘祖先、感恩祖先的美德内化成为社会成员的品德。

节日的教育功能,往往和民族道德教化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节日对歌等活动来实现。如龙脊壮族二月二春社节,节日那天,由各寨集资买猪来杀,供奉社主,村人不(下地)生产,老人在村中宽平地方唱“古缘歌”,讲解农作物耕作时间和方法,歌词译意是:

“古缘歌”不仅讲述了水田、畲地的耕作时间和方法,还劝诫后辈,要辛勤耕耘“莫怄气”,兄弟之间也要和睦相处“和过日”。传统道德教育自然地被嵌入到“古缘歌”中,寓教于乐。年复一年的节日,周而复始的叙说吟唱,使人们从小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农业生产知识,同时也受到了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培养人们吃苦耐劳、勤劳进取的高尚品德和精神气质,增强了人们对生活的信心和热爱。

壮族节日中的对歌活动,客观上也起到传授天文地理知识、普及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进行道德教化、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壮族善歌,人人能歌善唱,善于以山歌来表现生活,抒发感情,几乎达到“以歌代言”的程度。壮族山歌不仅平时唱,家里唱,而且还有定期举行的山歌会,称为“歌圩”或“歌节”。歌圩的日期主要在农历三月初三,但在其他节日如春节、四月八、中元节、中秋节等也会自然形成歌圩。歌圩的内容很多,有以青年人“倚歌择配”为主的情歌,有吟唱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的生产歌、季节歌、仪式歌、盘歌和历史歌,如《布伯》《布洛陀》《嘹歌》《马骨胡之歌》《六丘和达七》《莫一大王》等,也有传播弘扬伦理道德的歌,如《传扬歌》。《传扬歌》是壮族民间伦理道德长诗的总称,流传于红水河中下游、柳江流域及龙江、融江下游等地,它以格言、名言、谚语及俗语连缀创作而成。《传扬歌》是壮族的伦理道德诗篇,它通过哲理性的语言,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等方面提出了壮族道德教育和修养的途径和方法,阐明了处理人们相互关系应当遵守的道德和规范。《传扬歌》通常在节日、婚嫁、丧葬、劝和、集会等场合吟唱,并随着时代更新充实传唱内容。《传扬歌》作为壮族的道德经,过去在壮乡影响深远,几乎是家喻户晓。它既是人们教育青少年的道德教本,又是寨老排解纠纷时断事的依据,对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乡土秩序起过重要作用。2014年,壮族《传扬歌》入选第五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节日对歌内容丰富,不仅给人们过节带来了无限欢乐,对唱的生产歌、季节歌、仪式歌、历史歌、传扬歌等等,对于普及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进行道德教化、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不甚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

无论是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都是直观且显而易见的。在今天,这一功能甚至发挥到了极致。传统壮族人平时务农,在节日里,则会带上自家生产的农副产品到圩市交换或出售,同时购买年节所需的商品。年节祭祖祀神要用供品、鞭炮;招待亲友备办年节饭菜,要购买油盐酱醋、鸡鸭鱼肉、各种烟酒饮料……因此,传统节日是商品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人们消费的旺季。每个节日几乎都对商品交易起到促进作用。云南富宁县壮族每年农历二月至三月间举行的陇端节,又称“陇端街”“风流街”,各村寨的壮族聚集在宽阔的田坝中间,在对唱情歌、演壮剧的同时,也买卖大牲畜,交换农副产品,热闹非凡。在乡镇的圩场,节日期间更是人山人海,购销两旺。根据隆安县工商局的统计数据,1985年,隆安县城厢、那桐、南圩、乔建、都结等较大的圩场,平时圩日赶圩人数在4000~8000人之间,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赶圩人数可达1万至4万人。那桐镇平时圩日赶圩人数约5000人,逢春节、农历四月初八农具节等节日,赶圩人数达4万人,是平时的8倍,集市贸易非常热闹,竹木器具及各种货物大量上市,成交额达五六十万元。[7]184

许多节日本身为人们提供了专项物资交易的平台,形成了特殊的市场,并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专门市场。较典型的有靖西端午药王节和隆安那桐农具节。始于唐宋,至今已沿袭一千多年的靖西端午药王节,以药品交易闻名。壮族先民认为,端午节是壮族传统中药王的生日,在这一天,万草皆可入药,这天饱吸百草药气,就可以预防疾病。因此,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前后,靖西当地和周边那坡、德保、大新等县以及云南富宁县等地的草医药农以及稍懂一方一药的民众,纷纷将自采的中草药拿到县城出售,形成药王节。随着时代的发展,端午药王节规模不断壮大,每年吸引数万人参与药王节,参加的不仅有普通民众,还有政府、药企药商以及医学界的专家学者。近10年来,每年入市交易的药材种类最多可达1000多种,成交量超过400吨。2015年参加靖西端午药王节的药商药企有350多家,“药材交易摊位共2862个,交易品种有虎杖、十大功劳、鸡血藤、杜仲、绞股蓝等280多种。据不完全统计,今年端午期间,药王节中草药材交易量达800吨,交易额约400万元,药王节吸引群众约30万人次参与”[8]。靖西端午药王节还吸引了英国、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专家前来参加。药王节除交易药材外,还互相交流壮医药经验,传授壮医知识,互相提供药材种子,发展药材生产。如今,靖西市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田七、山豆根等中药材的种植基地。

隆安县那桐四月初八农具节,是以农具交易为主的节日,源于壮族四月八祭拜三界庙习俗,始于明代,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初时,人们习惯在祭庙赶庙会时顺手带上本地使用的几件农用工具,在庙会上进行交换或买卖,以达到互相拾遗补缺的目的。后来交换、买卖的品种和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年复一年,相沿成俗,逐渐发展成为规模盛大的农具节并流传至今。当地民众认为,在举行感恩祈福的节日里添置农具会给来年的生产带来好运,因此大家都要在农具节选购各种农具。节日期间,来赶节的除隆安本地人外,还有平果、武鸣、马山、邕宁、扶绥等县民众,人数最多时达万人,最少也有三五万人。所交易的农具,依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具节交易以木制、铁制小农具为大宗,有犁、耙、锄、刀、斧、刨、凿、牛轭、扁担、竹箩、米筛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上述品种外,还增加了大量的新式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各种农具、家具等摆满了那桐街的集市、街头巷尾甚至公路两旁,有扁担、泥箕、箩筐、锄头、斧头、镰刀、柴刀、砍刀、割鹿刀、花生锄、尖头锄、犁、耙、木车、水车、风车、脚踏脱谷机、车辆等传统农具,也有许多经过革新改良的现代农具如小铁牛、插秧机、电动打谷机、水稻收割机、割藤机、榨油机等,还有一些古老器具。每年农具节上市的农具有四五百个品种,最多可达20多万件。“据村民说:四月份隆安一带的春耕已告一段落,进入农闲时期,村民有时间来赶圩,借机修缮、添补农用工具。四月初五时已经有小贩,特别是云南、贵州的小贩赶来摆摊,初八时那桐村各主要街道都摆满了农具。当时销售的不仅有铁制农具、木制农具、竹制农具,还有实木家具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前来选购,络绎不绝,有时持续到初十,农具贸易还没结束,节日盛况可见一斑。”[9]每年农具节期间,人们除了交易买卖农具和日用百货外,还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如祭神求雨、游花炮、戏剧演出、山歌对唱以及抢花炮和百家宴等,成为隆安县最盛大的集市场交易、文化展演、大众娱乐于一体的节日。

可以说,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壮族地区商品贸易的发展。近年来,在节日活动中,商品展销交易会、投资洽谈活动等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表明民族节日文化充满了对外界的吸引,已被看作是可以发掘的文化瑰宝,它的市场化之路,更是未来壮族地区新经济的一种趋向,电商节的加入以及“节日旅游”“节日经济”的催生便是明证。

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内部各因素在各自发挥功能的同时也互相关联着,并整合在文化这一统一体中。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迁。但无论传统节日如何变化,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如文化认同、社会整合、文化承载、文化传承等功能,始终没有改变。壮族传统节日功能在当代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族地区学校教育迅速发展起来,适龄儿童大都进入学校接受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即便是边远山区的农村,壮族孩子很多都能在三四岁时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在壮族地区的普及,适龄孩子都在学校接受教育。而且,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即便是偏僻的壮族乡村,稍有条件的家庭在孩子上初中甚至小学时就送到乡镇或县城的中小学上学,平时都住在学校,周末才会回到村里。一些家长甚至在学校周边租房陪读,照顾孩子的生活,这部分孩子通常要到寒暑假才回村里。由于学业的关系,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传统节日活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大多数孩子会随即外出打工,只有春节才会回到家中。因此,节日对于壮族社会成员的教育和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壮族人的社会化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学校、网络以及聚居区以外的异乡。

壮族传统节日承载的诸多文化信息中,宗教信仰曾经是十分重要的。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遭受自然灾害、疾病、瘟疫等侵扰,没有能力进行抗争,便产生了恐惧心理,把摆脱苦难、谋求幸福、祈求丰收的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认为各种神灵可以为他们解除不同的灾难,带来幸福。因此,在节日里,祭祀神灵是最为重要的、神圣的和必不可少的内容,人们相信,通过祭祀就可获得神灵佑护,就能保证正常的季节序列,获得农作物丰收以及远离灾害和疾病。隆重的祭祀仪式往往与重大节日重合,如春节、七月十四是壮族最重大的节日,春节举行的祭祖、祭蚂仪式以及七月十四祭祖仪式最为隆重。因此,在壮族传统社会生活中,节日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表达对祖先、蛙神、稻神等的虔诚信仰。现在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改变,“万物有灵”的鬼神观念淡化。笔者在那坡、东兰、靖西、隆安、龙胜、龙州、武鸣等壮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中看到,大部分壮族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鬼神的信仰已经很淡了,如今人们过节时举行的祭祖、祭蛙神、祭牛魂等仪式,更多的是表达感恩,祭祀仪式中那种虔诚和神圣性已经大大削弱了。

传统壮族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节日为人们的交往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节日轻松的氛围里,人们通过对歌或其他方式沟通思想、交流生产生活经验,以此来增进感情。传统节日里必不可少的歌圩,曾经是壮族青年男女相互了解、对歌、择偶、互诉衷肠的理想场所。现在,随着人们对外交往的增多,特别是打工潮的兴起以及手机、网络等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壮族人的择偶方式、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异。作为节日交际主角的年轻人,或在外上学或外出打工,他们除了在春节、清明节等传统大节日能够回家几天之外,其他节日基本没有机会参加,更谈不上在节日里进行交际活动。笔者调查中也发现,一般节日里在家过节的大都是中老年人,通常由他们履行节日程序:杀鸡杀鸭,制作节日食品,祭祖拜神,有的老年人会聚在一起唱唱山歌,节日就算过完了。

过去,传统节日里除了唱山歌等交际活动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走亲戚。在传统的稻作农耕社会里,壮族人一年四季都在田地里辛勤劳作,平常没有时间跟亲戚朋友往来,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有一些空闲的时间休息、走门串户,借走亲戚的机会,一方面能促进亲戚朋友间的感情交流,另一方面也保持了相互间来往成礼的传统。节日里人们穿上节日盛装挑着礼物走亲戚的场景,曾是摄影者镜头里的美丽而独特的风景。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很多人都不走亲戚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更是对于过节走亲戚变得漠然,宁愿在家里玩电脑、玩手机、看电视,也不愿意到亲戚家走一走。这种改变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有关,也与壮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首先是居住聚落发生了改变。过去,壮族人习惯聚族而居,同姓同家族的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村子或者是相邻的村子,平时的生产生活、婚丧嫁娶,亲戚房族都会来帮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都进了城,平时都不在村里居住,“去了也见不到人”,走亲戚的热情逐渐降温。另外,由于亲戚之间见面的机会少了,交流自然也少了,导致亲戚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密切甚至生疏,尤其是年轻人,宁愿找自己同龄的同学同事一起玩,也不愿意走亲戚。其次是需求的改变。以前在壮族农村,没有现代化机械,生活艰苦,生产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需要亲戚之间相互“打背工”才能完成,如建筑干栏房屋需要亲戚帮忙砍木头、运木头、挖地基、上梁等,婚丧嫁娶需要亲戚帮助出钱出力,农忙时节亲戚们要聚在一起互相帮工,做完一家再到一家,等等。所有这些忙完了也都只是吃一顿饭,不需支付工钱。现在,随着壮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经济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一般家庭独自承担婚丧嫁娶的费用已经不成问题,诸如建房、农忙时节的抢收抢种等等,则大都通过花钱请零工来完成。亲戚之间互助的需求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

节日是人类调节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节日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节日的宗教意味逐渐淡化,节日的休闲娱乐功能越来越明显。现在,传统节日期间开展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的对唱山歌、打铜鼓、抛绣球、抢花炮、舞龙舞狮、演壮剧等活动,还增加了许多现代文体活动,如田阳县2016年布洛陀文化旅游节,仅文体活动节目就有“唯民族、才世界”壮乡千人广场舞、布洛陀之夜文艺演出、布洛陀民俗文化晚会、歌颂布洛陀主题晚会、歌圩体育运动会(斗牛、抢花炮、摩托“箩拉”、夫妻挑抬西红柿、圣女池摔跤、抬花轿比赛)、舞狮技艺展演、布洛陀山歌比赛、贝侬泼水大狂欢、山歌对唱、抛绣球等。1丰富多彩的民间文体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赏,并让不少游客尽兴而归,节日期间,田阳县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文化和经济的结合是实现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方式之一,通过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来获取经济利益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理念的倡导下,近年来壮族传统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不断增强,商品展销交易会、投资洽谈活动等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从其具体效果可以看出,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正呈现出逐年增强的态势。以武鸣壮族三月三歌节为例。广西武鸣从1985年开始筹办壮族三月三歌节起,至今已有30余年。2003年,商贸活动开始注入歌节活动中,政府通过歌节举行招商引资活动,借助歌节进行经贸洽谈和商品展销。此后每年都将商品展销交易、美食节、投资环境说明会等经贸活动融入歌节整体活动中,并迅速发展。2003年歌节期间举办的木薯产业发展研讨会、淀粉展销会等经贸活动,获投资额1.29亿元。2009年,在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当天签约10个项目,项目总投资额15.355亿元。活动期间,商品展销交易会每天平均人流量达4万多人次,销售总额达1253万元,销售额比2008年多670万元;美食节每天客流量5万多人次,总消费金额达634万元,消费额比2008年多249万元;在汽车、农机具展销会上,有26个品牌汽车19个品牌农机具参展,共成交200多辆。[10]到2016年,武鸣三月三歌节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投资环境说明会及项目签约仪式上,共签约10个项目,项目投资总额达50.68亿元,投资额比2003年增长了39.28倍。2壮族传统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呈现快速增强的势头。

壮族传统节日源于古代稻作农耕社会,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正向功能。它是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发挥着文化承载和文化传承功能;在学校教育不发达的壮族传统社会,节日是社会成员获得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的重要场域;节日活动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欢乐,增进了人们的交往交流,具有调节、娱乐及交际功能;壮族节日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传统节日,由于具有鲜明的地域和类型特征,吸引了区域内不同民族参与进来,成为维系地域民众心理情感的纽带和载体,发挥着文化认同与社会整合功能,减少了各民族间的交流隔阂,促进了和谐地域文化的养成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节日的经济贸易功能,无论是过去的自然经济时代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都是直观且显而易见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化环境不断发生着变化,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变迁。传统节日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化功能、宗教信仰功能、交际功能等日渐淡化,而休闲娱乐、经济贸易功能则越来越得到强化。无论传统节日如何变化,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如文化认同、社会整合、文化承载、文化传承等功能,始终没有改变。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理念的影响下,可以预见,传统节日的休闲娱乐功能、经济贸易功能将会越来越明显,彰显了传统节日在当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4]刘文俊.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5][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广西壮族自治区编写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9]李瑞彬,胡小安.传统民俗节日的循环再生—以广西隆安县那桐镇“四月八”农具节为个案[J].传承,2015(5).

[10]李丽莉,张华勇,韦丽娇.精心打造中国壮乡文化品牌[N].南宁日报,2010-04-12.